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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昭良 – 專訪評定書得獎感言

 

要傳遞感動,先要感動自己  沈昭良以攝影建構社會對話平台

文/陳香蘭

  沈昭良,離開了義大利米蘭世博台灣館的《STAGE》展場,風塵僕僕趕到日本。這一天,2015年日本相模原攝影亞洲獎頒獎典禮,台灣攝影界的大師張照堂走上台領獎,沈昭良已經等在台下幫老師拍照外,也策劃了張照堂攝影展。這些年,他不是奔波在攝影現場、教室,就是在國際展覽現場。滿溢的急迫感是前進的動力,他積極扮演獨立影像創作者、策展人的角色,創造平台,將好作品推向國際。
開著老爺車往淡水的路上,像對著老朋友說話般「這車已經跑了36萬多公里,我們講好了再跑14萬公里…」十多年來,上山下海,穿梭大街小巷,不論是定點拍攝或追逐著舞台車流動的身影,在田間、山野,老爺車是臨時驛站,也是夜深人靜時不離不棄的老朋友。
沈昭良,原是媒體新聞攝影記者,也是台灣少數以專輯式長期從事影像紀錄創作者,2008年離開了媒體投入獨立影像創作,其實他長期蹲點的田調式攝影風格早已受到矚目,攝影作品在二十多個國家展覽受到好評;1993年開始紀錄的《築地魚市場》攝影集,還成為討論的話題,一些日本人好奇:「築地紀錄,怎麼會是一位台灣年輕人…」即使當地人也沒有長篇紀錄,「或許對他們來說太平常了,反而忽略了築地的珍貴性。」沈昭良這麼說
  築地魚市場,是全球最大漁貨批發市場。日本官方因應奧運的舉辦, 2016年11月將拆除築地魚市場改建選手村,《築地魚市場》為即將消失的築地留下了一盞燈;一個庶民生活的場域、一個觀光客必經的旅程,從沈昭良的鏡頭裡,看到了「珍貴」,就像他說的:「今天我拍的照片,有一天終究不會是我的。隨著歲月,隨著年代成為一個公共財,我們看五十年、一百年前的照片就是這樣…。

投身教育沈昭良風範受到學生尊敬

  「嗯,這好像要近一點呢,不用那麼遠,因為氣氛知道了,直的是一種,橫的是一種,有好幾種可能性,可以呈現出好幾張來,至少在現場你要有這樣的看法,了解我的意思嗎?」淡江大學傳播系的教室裡,同學們把講台圍成了小圈圈,沈昭良手裡拿著學生的作品不停翻閱、審視,有時候他必須摘下眼鏡貼著照片觀看,其實歲月已經在他身上留下痕跡。面對初學攝影的孩子,沈昭良展現了嚴師的一面。
  只有兩小時的攝影課,沈昭良要求同學外拍、必須帶著作品進入教室,「這張拾荒照,有沒有這種畫面?他(拾荒者)在小巷轉彎的地方停下來,感覺有點氣氛,好像往人生的哪一個方向去,你要想…,不是有他(拾荒者)就好了,我不是講過N次,攝影壓根兒就不是底片或數位問題,攝影是思想問題,腦袋裡面的問題…。」「畫面集中點,主要內容是這些豬隻嘛,這時候你應該注意到什麼?其他動作有沒有什麼更好的可能性?比如說…」學生趕緊答:「扛豬」,「扛著豬走在路邊,半路被你拍了也是一種,哪怕拿起手機講話也是一種,但他的語境會不會不一樣?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懂不懂?」,學生急答:「懂」,老師提醒:「所以攝影性的工作要全面性的觀看啊,觀景窗裡面的畫面,你要上下左右檢查,然後在瞬間決定你要什麼東西…」老師質疑:「怎麼裁一點點」,學生:「不敢下手」,老師追問:「會痛嗎?」,學生:「不會」,老師要求:「那就試啊!不夠近嘛,要讓這裡的人出來,我不是叫你跟他們(豬販)嗎?」學生:「去兩次,關門了」,老師要求:「那就再去啊!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你們的作品,回家打開電腦,照我給你的建議裁切看看,你就會進步,不然三個月後,人家進步的比你快、比你多…」只要學生的話語間出現了閃躲、迴避,可以立刻感受到老師的咄咄逼人。沈昭良不只教授理論、攝影技巧,還引導思考;每張照片到了他手裡,一定會有聚焦、解構式的裁切建議,不斷尋找出最好的構圖;透過勤拍和作品的交流,幫助年輕人握拍攝技巧、釋放創作潛能。

《築地魚市場》為即將消失的築地留下一盞燈

  25歲,沈昭良來到東京修習攝影,在打工店看到了築地的新聞報導,原本只是好奇去看看,卻激發了攝影紀錄的熱情,《築地魚市場》開啟了他的第一個長篇寫實拍攝計畫。
「不諱言,剛開始的築地影像紀錄還不夠成熟。」1996年沈昭良進入媒體工作,築地拍攝計畫卻不斷盤旋腦海,「請教前輩、老師,獲得了修正建議。往後每年的因公或私人行程裡,都會回到築地。」投入築地魚市場超過16年,這是沈昭良進行最久的專輯,2000年築地魚市場獲得了新聞局金鼎獎,2012年又獲得美國IPA國際攝影獎、紀實攝影集首獎。「日本一些學者對於《築地魚市場》留下的紀錄充滿了好奇,因為在日本沒有人做這麼長篇的紀錄」沈昭良說。「很多寫實的紀錄,隔一段時間就會轉化出一些能量出來。有些事情就是急不得,它就得那樣的時間,煮碗陽春麵都要那麼多的時間,攝影也是一樣。」沈昭良這樣告訴自己

「我願意靠近別人、理解別人,也不害怕靠近;因為,一直在追問、一直在觀察,心裡一直想著要做這事情…」這是這股熱情,沈昭良又開始了南方澳的紀錄。

  媒體工作之外,沈昭良一直想作長篇的攝影紀錄,「我在日本唸書拍攝《築地魚市場》,已經有發展攝影長篇專輯的芻形,回台灣後就想:『能不能在台灣找一個跟築地有關的議題或地區?』剛好我從花蓮經過南方澳,就是那一眼,讓我印象深刻。」就在下車抽一根菸的功夫,沈昭良迷上了南方澳,長達六年,四、五十次往返田調紀錄,漁港的景致,居民的生活、信仰、漁獲交易被捕捉下來,《映像南方澳》在2002年獲得了新聞局金鼎獎,2004年又獲得了日本相模原攝影亞洲獎。

《映像南方澳》一張照片已經無法承載太多訊息

  長篇攝影敘事題材,可以觀察社會的變遷嗎?沈昭良認為,「就眼前所看到的南方澳變化,就是魚貨少了,但那基本上還是表層的階段,因為整個歷史大環境的牽動中,時間因素還不是那麼夠。當攝影產生巨大力量與撼動,『時間』是一個催化劑,需要時間去醞釀,這是歷史告訴我的,回顧老前輩的作品,再對照當下,明顯感受到變化。」
拍攝《映像南方澳》期間,沈昭良閱讀了邱坤良《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只不過相隔四十年光景,邱坤良筆下的南澳仔情景已經不在了」,沈昭良曾經不斷在鏡頭裡尋找邱坤良小時候記憶「漁港過年的時候,賭博的攤子滿渔港都是啊,幾百攤都在賭博…」那個生動描述的小港風情,毫不留情地消失在時間裡。
   「如果有一些影像留下來,相對是珍貴的;影像透過文化、出版品保留下來是必要的。」南方澳衝擊著,沈昭良:「同儕或前輩都會說,應該更積極整理作結構性的產出,我覺得這是職業創作者的認識,如果沒有這樣的認識會是一種損壞,他所拍攝的影像,對他所紀錄的大環境是不好的,曾有日本老師對我說,這是缺乏自覺,缺乏職業的自覺,我看到這些日本老師不是只有拍片現場,拍完之後,整理出來之後做一個總結,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沈昭良延續著這樣的脈絡思考攝影存在的意義,鼓勵攝影工作者:「不要拍完就放著,等你走了之後,大家還要猜是在哪裡拍的、發生了什麼事,不要把難題留給別人吧! 」
   沈昭良也意識,「這個時代,要透過一張照片承載太多的訊息,已經無法達成,發展長篇、有敘事結構形式的作品是必要的方向。」因為《築地魚市場》、《玉蘭花》、《映像.南方澳》、《STAGE》,到目前正在進行的《台灣綜藝團》,雖不乏很有張力的圖像,但要描繪一個地域、一種產業或者文化現象與整個台灣社會的關連性,單靠一張照片是無法表現一定的深化和廣度。

《玉蘭》尋找影像被結構的可能

  《玉蘭》是國家地理雜誌委託的專題,「我一去之後發現這個世界不是我想的那樣…,因為他太安靜太單調了,相較漁港的生猛、蒼涼又遼闊的創作場域,《玉蘭》就弱掉了,到了農村就是很安靜,靜到不曉得要做什麼?要表現什麼? 」沈昭良傻住了,《玉蘭》帶來了挑戰,三天拍完、發完稿,沈昭良又持續拍了六、七年,2008年正式出版了《玉蘭》攝影集。
《映像南方澳》與《玉蘭》對照,前者2000年開拍,幾乎沒有空景,影像與人緊緊扣連,鏡頭貼著魚港的氣息,「我是跳在人的面前,沒有迴避,視覺與語法很直接。而《玉蘭》有一種距離、稍微迂迴的,就是訓練不要直接講、委婉表述,現在還是會很懷念《映像.南方澳》語法表現方式,因為回不去了。」隨著年齡的增長,沈昭良看事情、說故事的方法都改變了。
   沈昭良,一頭栽進了《玉蘭》拍攝環境裡,持續六年奔波在彰化、屏東產銷間,「以產銷作軸線,深入玉蘭花的植栽、採收、批發、販售,再走進花農、批發商和花販的工作與生活,這種橫向、縱向的連結,試圖勾勒看見玉蘭與台灣庶民社會的關連…從《玉蘭》開始思考影像題材被結構的可能。」沈昭良做了新嚐試,《玉蘭》透過產銷的晨昏脈絡化庶民生活,而在視覺影像部分,打破了順向或逆向閱讀的侷限。

《STAGE》 沒有了人就沒有力量

  2008年,沈昭良開始《STAGE》舞台車的密集拍攝,黃昏日落前,家戶都在用餐是最不受干擾的時刻,透過燈光,視覺有了更多鋪陳與轉折。在台灣由大貨車拼裝出來的舞台車約有六百多部,各類型的歌舞表演成為婚喪喜慶不可或缺的儀式。鏡頭底下,靜謐的傍晚,舞台車以豪華艷麗不同面貌出現,對照周遭的廟宇、大型神像、海港、公墓、大型廠房、選舉造勢場子,從靜態到人群聚集…,這個台灣當代獨特的文化現象已存在了三、四十年。
「有時候你對這個地方的關心,其實是因為有你認識的朋友,從這些人的身上更了解他們,也得到一些回饋和回應。基本上,沒有了人就沒有那個力量」這組以當代視覺形式表現的作品,受到世界各國攝影節的邀請,並在2015年米蘭世界博覽會台灣館展覽。

跳完綱管舞騎摩托車回家幫孩子洗澡

  「你有沒有那種朋友?看了電影之後感動落淚,燈開了,大家都在擦眼淚,他很冷靜的問你『有這麼嚴重嗎?』,他是沒有情緒的,喜怒都沒有辦法攪動他,這種人就沒有辦法做攝影工作,因為他感受不到,要傳遞感動先要感動自己。」
「很多事情我們就是不理解、誤解嘛,包括我在做綜藝團,很多人說『她們都在做腥煽色的表現』,我去看,她剛跳完綱管舞騎摩托車回家,然後開始幫小孩洗澡,開始作飯…,隔壁說她是作康樂隊,這是她生活的、生命裡的一部分,然後我們只聚焦在某部分把它放大,我們只理解這些,只接受這些訊息,不曉得這只是她生命軸程裡面小小的,太過於平常的一個片段而已…」

攝影作為研究社會的材料,沈昭良不喜歡操作議題,有人問他:「為什麼不拍那種很美好的真善美?」他聽到真善美頭就痛,「因為這個社會就不是只有真善美啊,我對於個人的命運處境從來不這麼做,因為我不曉得他面對什麼問題,你沒有權利叫她換什麼工作,但是我總是被她(鋼管舞女郎)不得不面對命運所展現出來的勇氣感動、受到鼓舞,很難去批判什麼,我只能覺得我比她幸運…」攝影現場,沈昭良的心緒不斷被攪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