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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昭良 – 專訪．評定書．得獎感言
要傳遞感動，先要感動自己 沈昭良以攝影建構社會對話平台
文／陳香蘭
沈昭良，離開了義大利米蘭世博台灣館的《STAGE》展場，風塵僕僕趕到日本。這一天，2015年日本相模原攝影亞洲獎頒獎典禮，台灣攝影界的大師張照堂走上台領獎，沈昭良已經等在台下幫老師拍照外，也策劃了張照堂攝影展。這些年，他不是奔波在攝影現場、教室，就是在國際展覽現場。滿溢的急迫感是前進的動力，他積極扮演獨立影像創作者、策展人的角色，創造平台，將好作品推向國際。
開著老爺車往淡水的路上，像對著老朋友說話般「這車已經跑了36萬多公里，我們講好了再跑14萬公里…」十多年來，上山下海，穿梭大街小巷，不論是定點拍攝或追逐著舞台車流動的身影，在田間、山野，老爺車是臨時驛站，也是夜深人靜時不離不棄的老朋友。
沈昭良，原是媒體新聞攝影記者，也是台灣少數以專輯式長期從事影像紀錄創作者，2008年離開了媒體投入獨立影像創作，其實他長期蹲點的田調式攝影風格早已受到矚目，攝影作品在二十多個國家展覽受到好評；1993年開始紀錄的《築地魚市場》攝影集，還成為討論的話題，一些日本人好奇:「築地紀錄，怎麼會是一位台灣年輕人…」即使當地人也沒有長篇紀錄，「或許對他們來說太平常了，反而忽略了築地的珍貴性。」沈昭良這麼說
築地魚市場，是全球最大漁貨批發市場。日本官方因應奧運的舉辦， 2016年11月將拆除築地魚市場改建選手村，《築地魚市場》為即將消失的築地留下了一盞燈；一個庶民生活的場域、一個觀光客必經的旅程，從沈昭良的鏡頭裡，看到了「珍貴」，就像他說的:「今天我拍的照片，有一天終究不會是我的。隨著歲月，隨著年代成為一個公共財，我們看五十年、一百年前的照片就是這樣…。」
投身教育沈昭良風範受到學生尊敬
「嗯，這好像要近一點呢，不用那麼遠，因為氣氛知道了，直的是一種，橫的是一種，有好幾種可能性，可以呈現出好幾張來，至少在現場你要有這樣的看法，了解我的意思嗎?」淡江大學傳播系的教室裡，同學們把講台圍成了小圈圈，沈昭良手裡拿著學生的作品不停翻閱、審視，有時候他必須摘下眼鏡貼著照片觀看，其實歲月已經在他身上留下痕跡。面對初學攝影的孩子，沈昭良展現了嚴師的一面。
只有兩小時的攝影課，沈昭良要求同學外拍、必須帶著作品進入教室，「這張拾荒照，有沒有這種畫面?他(拾荒者)在小巷轉彎的地方停下來，感覺有點氣氛，好像往人生的哪一個方向去，你要想…，不是有他(拾荒者)就好了，我不是講過N次，攝影壓根兒就不是底片或數位問題，攝影是思想問題，腦袋裡面的問題…。」「畫面集中點，主要內容是這些豬隻嘛，這時候你應該注意到什麼?其他動作有沒有什麼更好的可能性?比如說…」學生趕緊答:「扛豬」，「扛著豬走在路邊，半路被你拍了也是一種，哪怕拿起手機講話也是一種，但他的語境會不會不一樣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懂不懂?」，學生急答:「懂」，老師提醒:「所以攝影性的工作要全面性的觀看啊，觀景窗裡面的畫面，你要上下左右檢查，然後在瞬間決定你要什麼東西…」老師質疑:「怎麼裁一點點」，學生:「不敢下手」，老師追問:「會痛嗎?」，學生:「不會」，老師要求:「那就試啊！不夠近嘛，要讓這裡的人出來，我不是叫你跟他們(豬販)嗎?」學生:「去兩次，關門了」，老師要求:「那就再去啊！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你們的作品，回家打開電腦，照我給你的建議裁切看看，你就會進步，不然三個月後，人家進步的比你快、比你多…」只要學生的話語間出現了閃躲、迴避，可以立刻感受到老師的咄咄逼人。沈昭良不只教授理論、攝影技巧，還引導思考；每張照片到了他手裡，一定會有聚焦、解構式的裁切建議，不斷尋找出最好的構圖；透過勤拍和作品的交流，幫助年輕人握拍攝技巧、釋放創作潛能。
《築地魚市場》為即將消失的築地留下一盞燈
25歲，沈昭良來到東京修習攝影，在打工店看到了築地的新聞報導，原本只是好奇去看看，卻激發了攝影紀錄的熱情，《築地魚市場》開啟了他的第一個長篇寫實拍攝計畫。
「不諱言，剛開始的築地影像紀錄還不夠成熟。」1996年沈昭良進入媒體工作，築地拍攝計畫卻不斷盤旋腦海，「請教前輩、老師，獲得了修正建議。往後每年的因公或私人行程裡，都會回到築地。」投入築地魚市場超過16年，這是沈昭良進行最久的專輯，2000年築地魚市場獲得了新聞局金鼎獎，2012年又獲得美國IPA國際攝影獎、紀實攝影集首獎。「日本一些學者對於《築地魚市場》留下的紀錄充滿了好奇，因為在日本沒有人做這麼長篇的紀錄」沈昭良說。「很多寫實的紀錄，隔一段時間就會轉化出一些能量出來。有些事情就是急不得，它就得那樣的時間，煮碗陽春麵都要那麼多的時間，攝影也是一樣。」沈昭良這樣告訴自己
「我願意靠近別人、理解別人，也不害怕靠近；因為，一直在追問、一直在觀察，心裡一直想著要做這事情…」這是這股熱情，沈昭良又開始了南方澳的紀錄。
媒體工作之外，沈昭良一直想作長篇的攝影紀錄，「我在日本唸書拍攝《築地魚市場》，已經有發展攝影長篇專輯的芻形，回台灣後就想:『能不能在台灣找一個跟築地有關的議題或地區?』剛好我從花蓮經過南方澳，就是那一眼，讓我印象深刻。」就在下車抽一根菸的功夫，沈昭良迷上了南方澳，長達六年，四、五十次往返田調紀錄，漁港的景致，居民的生活、信仰、漁獲交易被捕捉下來，《映像南方澳》在2002年獲得了新聞局金鼎獎，2004年又獲得了日本相模原攝影亞洲獎。
《映像南方澳》一張照片已經無法承載太多訊息
長篇攝影敘事題材，可以觀察社會的變遷嗎?沈昭良認為，「就眼前所看到的南方澳變化，就是魚貨少了，但那基本上還是表層的階段，因為整個歷史大環境的牽動中，時間因素還不是那麼夠。當攝影產生巨大力量與撼動，『時間』是一個催化劑，需要時間去醞釀，這是歷史告訴我的，回顧老前輩的作品，再對照當下，明顯感受到變化。」
拍攝《映像南方澳》期間，沈昭良閱讀了邱坤良《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只不過相隔四十年光景，邱坤良筆下的南澳仔情景已經不在了」，沈昭良曾經不斷在鏡頭裡尋找邱坤良小時候記憶「漁港過年的時候，賭博的攤子滿渔港都是啊，幾百攤都在賭博…」那個生動描述的小港風情，毫不留情地消失在時間裡。
「如果有一些影像留下來，相對是珍貴的；影像透過文化、出版品保留下來是必要的。」南方澳衝擊著，沈昭良：「同儕或前輩都會說，應該更積極整理作結構性的產出，我覺得這是職業創作者的認識，如果沒有這樣的認識會是一種損壞，他所拍攝的影像，對他所紀錄的大環境是不好的，曾有日本老師對我說，這是缺乏自覺，缺乏職業的自覺，我看到這些日本老師不是只有拍片現場，拍完之後，整理出來之後做一個總結，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沈昭良延續著這樣的脈絡思考攝影存在的意義，鼓勵攝影工作者：「不要拍完就放著，等你走了之後，大家還要猜是在哪裡拍的、發生了什麼事，不要把難題留給別人吧! 」
沈昭良也意識，「這個時代，要透過一張照片承載太多的訊息，已經無法達成，發展長篇、有敘事結構形式的作品是必要的方向。」因為《築地魚市場》、《玉蘭花》、《映像．南方澳》、《STAGE》，到目前正在進行的《台灣綜藝團》，雖不乏很有張力的圖像，但要描繪一個地域、一種產業或者文化現象與整個台灣社會的關連性，單靠一張照片是無法表現一定的深化和廣度。
《玉蘭》尋找影像被結構的可能
《玉蘭》是國家地理雜誌委託的專題，「我一去之後發現這個世界不是我想的那樣…，因為他太安靜太單調了，相較漁港的生猛、蒼涼又遼闊的創作場域，《玉蘭》就弱掉了，到了農村就是很安靜，靜到不曉得要做什麼?要表現什麼? 」沈昭良傻住了，《玉蘭》帶來了挑戰，三天拍完、發完稿，沈昭良又持續拍了六、七年，2008年正式出版了《玉蘭》攝影集。
《映像南方澳》與《玉蘭》對照，前者2000年開拍，幾乎沒有空景，影像與人緊緊扣連，鏡頭貼著魚港的氣息，「我是跳在人的面前，沒有迴避，視覺與語法很直接。而《玉蘭》有一種距離、稍微迂迴的，就是訓練不要直接講、委婉表述，現在還是會很懷念《映像．南方澳》語法表現方式，因為回不去了。」隨著年齡的增長，沈昭良看事情、說故事的方法都改變了。
沈昭良，一頭栽進了《玉蘭》拍攝環境裡，持續六年奔波在彰化、屏東產銷間，「以產銷作軸線，深入玉蘭花的植栽、採收、批發、販售，再走進花農、批發商和花販的工作與生活，這種橫向、縱向的連結，試圖勾勒看見玉蘭與台灣庶民社會的關連…從《玉蘭》開始思考影像題材被結構的可能。」沈昭良做了新嚐試，《玉蘭》透過產銷的晨昏脈絡化庶民生活，而在視覺影像部分，打破了順向或逆向閱讀的侷限。
《STAGE》 沒有了人就沒有力量
2008年，沈昭良開始《STAGE》舞台車的密集拍攝，黃昏日落前，家戶都在用餐是最不受干擾的時刻，透過燈光，視覺有了更多鋪陳與轉折。在台灣由大貨車拼裝出來的舞台車約有六百多部，各類型的歌舞表演成為婚喪喜慶不可或缺的儀式。鏡頭底下，靜謐的傍晚，舞台車以豪華艷麗不同面貌出現，對照周遭的廟宇、大型神像、海港、公墓、大型廠房、選舉造勢場子，從靜態到人群聚集…，這個台灣當代獨特的文化現象已存在了三、四十年。
「有時候你對這個地方的關心，其實是因為有你認識的朋友，從這些人的身上更了解他們，也得到一些回饋和回應。基本上，沒有了人就沒有那個力量」這組以當代視覺形式表現的作品，受到世界各國攝影節的邀請，並在2015年米蘭世界博覽會台灣館展覽。
跳完綱管舞騎摩托車回家幫孩子洗澡
「你有沒有那種朋友?看了電影之後感動落淚，燈開了，大家都在擦眼淚，他很冷靜的問你『有這麼嚴重嗎?』，他是沒有情緒的，喜怒都沒有辦法攪動他，這種人就沒有辦法做攝影工作，因為他感受不到，要傳遞感動先要感動自己。」
「很多事情我們就是不理解、誤解嘛，包括我在做綜藝團，很多人說『她們都在做腥煽色的表現』，我去看，她剛跳完綱管舞騎摩托車回家，然後開始幫小孩洗澡，開始作飯…，隔壁說她是作康樂隊，這是她生活的、生命裡的一部分，然後我們只聚焦在某部分把它放大，我們只理解這些，只接受這些訊息，不曉得這只是她生命軸程裡面小小的，太過於平常的一個片段而已…」
攝影作為研究社會的材料，沈昭良不喜歡操作議題，有人問他:「為什麼不拍那種很美好的真善美?」他聽到真善美頭就痛，「因為這個社會就不是只有真善美啊，我對於個人的命運處境從來不這麼做，因為我不曉得他面對什麼問題，你沒有權利叫她換什麼工作，但是我總是被她(鋼管舞女郎)不得不面對命運所展現出來的勇氣感動、受到鼓舞，很難去批判什麼，我只能覺得我比她幸運…」攝影現場，沈昭良的心緒不斷被攪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