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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蕙 –專訪．評定書．得獎感言

 

希望

文／邱比特

　　兩場偏遠地區的義務演講之間，廖玉蕙在出發前往東臺灣之前，撥出時間接受我的訪問。這不是我第一次訪問廖玉蕙了，但每次訪問總會發現她又有了一些新的希望、新的想法，而且往往已付諸行動。
除了身任教職應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廖玉蕙的文學創作質量均佳。早期專擅親情散文──寫父母、寫丈夫、寫子女，甚至一路寫到了孫女。2007年因為轉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授，進入師資培育的哨站，再加上擔任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審查委員，讓她發現當前教育制度與教材裡頭的諸多瑕疵。
轉進師範體系學校任教一年後，廖玉蕙應邀在《聯合報．名人堂》專欄發表論述。她先是聚焦語文教學，漸而觸及整體的教育與社會觀察。她掌握「人性不喜被教條指導，卻容易為小故事感動」這樣的主張，在這個專欄裡說起一則又一則可能就在你我身邊發生的故事──這一說，迄今便已七年。
專欄上的這些文章，分門別類，在2014年整理成《寫作其實並不難：凝眸光與暗，寫出虛與實》一書。這部著作雖名為「寫作」，其實際的關心範圍早已大大溢出文學，廣及良善人心、教育制度與舊習禮俗等公共議題。廖玉蕙說：「希望這種帶入文學筆法的專欄短文，足以作為一種嶄新的議論文章寫作方式的範例。」
廖玉蕙是最會說故事的人。這一點，我堪可作為見證──我曾是她古典小說課堂上的學生，也曾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上聽聆她講授文學作品，以及扣連著文學的廣大世界裡的故事。甚至就在這一次的訪問，我到訪時，她還正跟孫女在客廳裡說著、演著白雪公主的故事──沒錯，正是《阿嬤抱抱！小龍女和我們的成長》一書的主角。看著廖玉蕙一人分飾多角，又是變換聲腔，又是取出小道具，動作和表情俱全，我於是想起，她仍然是當年課堂上的廖老師。儘管退休多年，也完全沒有在「說故事」這件事上懶散。
 在早年的散文集《不信溫柔喚不回》書序中，廖玉蕙提到：「寫作原不過是生活的記載──快樂與辛酸、愛恨與怨嗔、眼中看的、心裡想的，如此而已，既無關乎名山，就連工作亦不是，也許比較更接近遊戲吧！一場自己和自己玩的遊戲。」這段紀錄說明了廖玉蕙「說故事」的源頭：早期的寫作，是孤單童年及其延伸的日子裡，自己逗著自己玩的遊戲──說故事給自己聽。也許孤單的童年太過漫長，加上後來身負母親與教師的角色，增加了說故事的場合與機會，這個遊戲一玩再玩、故事一說再說，竟練成了個說書人。
對聽說故事情有獨鍾的廖玉蕙，在修讀博士學位時，原想擇以活潑有趣的古典小說作為她的研究主題，不過因緣際會，後來卻還是循著師長的建議而以戲曲進行深究。
「戲曲的研究不像一般的看戲經驗哪！過去看戲，隨著劇情或哭或笑、跟著人物或怨或喜就好；做起戲曲研究，才知道其中的格律與限制可真是嚴格至極！」廖玉蕙接著說道：「我心裡那股反叛與逃脫枷鎖的力量還是沒辦法壓抑，後來的教書與研究課題，我還是將力氣放在小說上最多。」從軍校到中文系，再到語文教學及文學創作人才培育的科系，對於這條「逃逸」路線，廖玉蕙常常感謝老天，讓她一路從傳統的、格律的藩籬中漸次解放。
受到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小說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的啟發，廖玉蕙也秉持這樣的信念：文學必須具有反抗的精神。尤薩曾言：「優秀文學鼓勵對現實世界的焦慮，在特定的環境裡也可能轉化為面對政權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這一席話，去（2014）年仲春，在太陽花學運的現場，廖玉蕙便曾站在濟南路的講臺上正氣慷慨地分享予現場的群眾。那日下午，我從講臺的側面看向廖玉蕙。彼時春風還料峭，那一席短講，以及廖玉蕙迎著風的側臉。她的勇敢，我想我大概很難忘記。
如同她一貫的主張，文學及文學的教育絕不止於寫作或者教室課堂──從太陽花學運前後開始，廖玉蕙不僅表達反黑箱服貿的立場、發表反對國光石化興建的文章、參加反核遊行、抗議華光社區的拆遷、支持同志婚姻多元成家，也為洪仲丘事件走上凱道。
「我曾在軍中這個巨大的謊言機器裡待過十九年，脫身出來後，向前瞻望並回頭審視，除了欽敬那些先知先覺者，慚愧自己的後知後覺外，也慶幸我還沒有不知不覺。」廖玉蕙曾如此寫道。而永遠保有反對意識，對於任何事情都不忘仔細觀察與思考，就是她從尤薩「文學是反抗社會強權最大使命」的文學信仰上所學到的。廖玉蕙認為，顛覆的年代已然來臨！身處如是年代的我們，無論年齡，永遠要覺得自己還不夠跟得上社會變化的腳步，汲汲地去認識、去學習、去跟著改變。她說：「傳統的勢力永遠存在，看似牢不可拔，卻往往輸給堅持改革的毅力。在前人的努力下得到的成果，似乎並不被所有人所記憶，但走過歲月的我是記得的。」
廖玉蕙的故事不只說給自己聽、說給學生聽，她也努力地說給社會上的更多人聽。
除了當前的公共議題，廖玉蕙也希望能從根本處澆灌語文教育之樹。她編寫有多部經典文學讀本，以及閱讀及寫作教學策略的專著。除了讓閱讀變得更具吸引力、讓寫作變得更容易下手，她最大的主張則是：「文學是一門實用的學問，它是為了讓我們的生活更容易。」從專任教職退休後，廖玉蕙善用更多自由的時間，積極投入語文教學，除了繼續編選文學讀本，更前往各級學校，與教學現場的語文老師切磋教學策略。
之於廖玉蕙，寫作與說故事其實是同樣一回事，它的目的與功能已從早前與自己遊戲、止痛療傷，提升到教育傳承，以及發揮社會影響力的高度。廖玉蕙說：「愈寫、愈說，愈覺得自己肩任使命，不能怠惰。」
於是，就在今年夏天，廖玉蕙開始了她的「偏鄉義講」之行。她安排逾四十場的義務演講，希望能為教學資源較為缺乏的偏遠地區付出一點點心力。途間，她看見許多志願前往偏遠地區任教的年輕教師，用心盡力地為學生提供心靈或知識上更豐富、更充沛的學習。她也在偏遠地區學校遇到前去擔任志工的科技公司員工──他們在那邊或說讀故事、或帶領活動，更不乏傳授技職相關技能與產業現況。「這些人，對偏鄉的付出，比我早得多，也多得多。他們不覺得自己被『發配邊疆』，也不覺得自己是去『施惠』的；相反地，他們多以『受惠』的心態前往偏鄉，感恩地覺得這是日復一日工作壓力下，難得的釋放。」廖玉蕙道：「這一趟偏鄉之行，對我而言亦深具意義。」
故事滿囊，廖玉蕙所說述的每一個故事都能溫暖人心。訪問中，廖玉蕙或在解釋她的文學創作、或在描述她的社會觀察，常以「希望……」作為開頭──希望這樣、希望那樣，摯切地真情流露，她對社會充滿了希望。
訪問告一段落，廖玉蕙又要帶著希望出發，啟程前往東臺灣，展開她的下一場義務演講，將更多的故事說給更大的一群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