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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 – 專訪．評定書．得獎感言

 

以歷史作為隱喻，以文學再現真實

文／ 賴韋廷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裡，有這麼ㄧ個隱喻：畫家Sabina某天不慎將ㄧ滴顏料滴在已完成的畫上，剛開始她感到苦惱，但看著看著，竟開始欣賞起這ㄧ道有如裂縫的痕跡，讓原本隱藏ㄧ切筆觸，寫實如照片的畫看來像是兩片可以開合的帷幕。無懈可擊的現實出現了裂縫，後面彷彿有著神秘莫測的東西，平路的小說，正像極了這個隱喻。

從近代史上的名人、大明星，乃至於社會新聞中的主角，在歷史、媒體與人云亦云中早已被定論（蓋棺論定？）的人，平路都有辦法透過重組相關史料文件，巧妙選擇敘事立場，來讓這些人物「起死回生」，有如附魂ㄧ般，娓娓道來無法為人所知的心事，於焉鬆動看似牢固的既定「史實」。6

小說家的鬆動之舉甚為機巧，像是僅僅抽換ㄧ根木樁，就能令整個過份疊床架屋的虛胖結構無聲傾頹。但是秉冰雪聰明之質，何苦投身於曠日廢時的文學寫作？若要ㄧ展文才，文學類型眾多，何必苦苦拆解史料，埋首眾聲喧嘩之中尋覓真相？

「大概我真的有ㄧ雙特別好奇的眼睛，ㄧ顆懂得懷疑的心，總能查覺得到生活裡的泥塑木雕吧。」平路莞爾ㄧ笑，不置可否。寫作在多年前徹底翻轉她的人生，如今回首，卻很難釐清這份轉折的初衷，人總是說不清自己的歷史，但故事可以。「我寫的人物，每個人有不同的身世，被唾棄或被憐惜，都是一部份的我。透過寫作，我發現了我所不知道的自己，我是他們的每個人。」寫作既投射，也釋放了內在的自我，這份快樂令平路難以忘情，最終放下原本在美國穩定的統計師工作，甚至返台定居。

曾有人說她筆下的人物總是在逃，想逃離眾人的眼光，或者苦思如何活得自由自在；從反面來看，也可以說她的小說展示了人如何被身份、生活給拘禁成囚。當現實生活裡的平路勇敢地離開原本的生活，在創作裡她也試圖釋放那些屢屢被誤解，始終不被理解的人物。

不過，涉及真實人物與事件的小說，總是充滿風險。比如，歷史文學顧名思義是歷史和文學的結合，但此類作品出版後卻屢屢遭歷史學者「打臉」，認為文學想像太過，有如作者一廂情願的「腦補」。但平路並不畏懼，「這方面我比較理直氣壯，我寫的小說涉及很多史料，我覺得歷史就留下了足夠的縫隙，我從縫隙裡面寫。」

　　 不違鐵證如山的史實，但在歷史的縫隙裡編織想像，是平路構思歷史小說的策略，也是她作為台灣新歷史小說代表人物的看家本領。寫作前她總是蹲足了馬步，盡可能蒐羅與小說人物相關的所有史料與傳記版本，熟讀、精讀之，比如代表作《行道天涯》，四年的寫作時間裡，平路奔赴了上海、北京、香港、美國等地尋覓資料，動筆期間「民初那些大推頭老照片裡，但凡史有姓名之人，都能ㄧㄧ指認出來。」

甚至，在《行道天涯》序言中，她曾自承在完稿後ㄧ周內，公務旅行勞頓之際，「與死亡打了ㄧ個照面」，隨著撰寫書裡「孫先生」病篤的情節，平路彷彿也催眠了自己的身心，差點走向人生終途。「研究近代史的人如果看了，他們應該是找不出任何一個違反了史實的描述。」平路淡淡地說，她沒有什麼特殊的治學功夫，「就是時間而已」，為了確實擁有小說人物，她把自己徹底浸泡在他們的時空裡。

　　 但真實不僅不足以杜絕悠悠之口，有時候過份真實，反而顯得「白目」。華人文化總有「為亡者諱」的陳習，像《何日君再來》裡面雖未言明「她」是誰，但讀者都知道小說裡顛簸於情愛，受困於人生的主角就是已故巨星鄧麗君，而書中那些不堪的心事和遭遇，恐怕要令歌迷心生憤慨吧？

「粉絲難免希望偶像是全然完美，但我覺得如果你希望那個人完美，那麼你並不是真的喜歡他，這裡頭有你的自戀在裡面。」「那些自戀，如果因為被我的文字戳了一下而感到不高興，我覺得沒有關係。」平路堅定地說著，其實她也是鄧麗君的死忠粉絲，只是眾人喜於讚嘆巨星的光環，她卻獨獨憐惜巨星閃亮人生下可能有過的陰暗心事。

 

　　 也許因為有了書寫歷史人物和大明星的經驗，進入了千禧年的網路世代、資訊爆發世代，平路卻彷彿膽子益發大了起來，近年力作《黑水》不僅以尚未定案，沸騰了整個社會的八里雙屍案為藍本；敘事觀點更企圖挑戰多數人的定見。平路的作家好友廖玉蕙在書評中說：「像走鋼索一樣，走在道德的邊緣，我們光想著就為她擔驚捏汗，但她卻似心頭穩妥，寫來如履平地。」是呀，且不論《黑水》的觀點是否能翻轉大眾成見，單是以此案為小說題材，就可能被牢牢貼上「消費死者」的標籤，怎能不懼？

「我很清楚，這樣的小說和時事八卦，分別在哪裡。」平路果然成竹在胸。她認為時事八卦是用一種「有如站在樓梯上」的高度來評判當事人，就像媒體、網友，乃至於隨便ㄧ個路人即便不甚明白事件的來龍去脈，也前仆後繼地稱被告為「蛇蠍女」。但平路的小說卻是要將讀者帶進事件內部，去感受每個當事人可能有的處境。

　　 「希望讀者在某個瞬間會迷糊起來，感覺到『這ㄧ切沒有那麼不可能，只是我的運氣比較好，選擇比較多，支持比較多，不必在現實中把事情作到絕，比如殺人或被殺。』」平路說，這個社會總是急著抓到兇手，將其貼上異類的標籤，好讓大家能心安，但她卻往另ㄧ個方向走，「我想讓讀者知道，我們和當事人沒有那麼不同。」「可以作到這一點的話，我覺得我們對於整個社會的了解，可以深刻一點點。」

從1983年獲得聯合報小說首獎的〈玉米田之死〉，到2015年的《黑水》，平路總甘冒大不諱，以悲憫細膩的文筆，屢屢在小說裡撕去歷史或現實的假面，那麼對她來說，所謂的真實，究竟是什麼？「寫ㄧ個故事，一開始想說服別人，最終是把自己給騙了，讓自己深陷其中。」平路善為隱喻，真實只存在敘事裡，但說故事的人往往也把自己困在ㄧ個更不可知的局裡，也許高明的小說家都知道，作者，其實無法定義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