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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香吟 – 專訪．評定書．得獎感言
霧濃深重，提一盞燈前行——賴香吟的寫作之路
採訪撰文／林欣誼
身為一個寫作者，與一個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角色，對賴香吟來說，都是「絕對性」的——前者面向「絕對的精神世界」，後者則是「絕對不講道理的現實」，「這兩者不太溝通，但同時存在我生活裡。」
走過磕磕絆絆，如今的日子較之前安頓了。她平和地說：「寫作者被拋到現實生活固然很磨難，但也帶來一些正能量——讓我把景深拉寬，知道自己的經驗放到廣大現實裡，會有多少共通性，因而能在寫作材料的價值與揀選上，保持理性。」
二元的對立與平衡
德國的秋天已冷，旅居柏林的賴香吟，身穿針織厚衣，隔著遙遙的距離，談起生活，依然如此摩擦親膚；而寫作也仍如她一向所說，並非是救贖，「我不想扮演一個只為了救贖自己的作者，也不想讓自己的寫作變得私人且不可理喻地感性。」
天秤的兩端是寫作與現實，也是感性與知性。賴香吟回顧自年輕時代起，她就在這種二元分裂中深覺困惑，「如果我要當個文學人，不是應該把書架上的小說啃完嗎？但常吸引我閱讀興趣的，又是社科與哲學，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從事什麼。」
直到中年，她逐漸對這種衝突習以為常，「年少時很怕被寫作的網整個罩住，現在知道掙脫、或說分配的方法，找到兩者的平衡，甚至互補。」若說文學需要不斷被加寬、變得柔軟與豐潤，非文學就像靈巧的工具，去修整那團豐潤，從中提取合適的素材。「現在知性上穩了，我才比較『敢』讀文學作品了，文學給予我慰藉與滿足，也讓我對客觀的世界不要失去觀察的愛。」她自嘲地笑了笑，「雖然這樣說很俗氣，但真的就是，愛。」
生活從拉鋸到平衡，從粗礪到逐漸撫平，三言兩語所概括的，卻是她以烏龜般的緩慢姿態，徒手赤足、接地摸索的歷程。
賴香吟早在18歲便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蛙〉，30歲前後的世紀之交，接連出版小說《散步到他方》、《霧中風景》、《島》，但此後逾十年，她在應付現實生活中盡失力氣，幾乎放棄寫作，期間僅出版散文《史前生活》。
直到2012年的《其後それから》，以小說體裁書寫被亡者留下的人如何倖存走過，其後，她才感到被封口的路有些鬆動了，能夠再拾起筆，繼續打磨文字，也在日子的打磨後，心境平靜下來，「知道自己在人世間的身分是什麼，關於寫作這一行要有的技術、磨練與情懷，心裡有底了。」
2012年，以《其後》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頒獎現場大合照（左圖，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
2012年，以《其後》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頒獎現場與編輯合影。（右圖）
2022年，《島》的書店座談，台北飛地書店（右圖，聯合文學館提供）。
「文學路徑通常是殊途同歸，我們都是在追求一些方法，把這個想讓人逃走的世界、或是我們想回報給這個世界的東西，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1]賴香吟曾寫過這段話，而現在，把「回報」拉得更遠來說，不只是從逃亡的路徑回返，說出那些曾經發生的事，更是「找到個人在時代中的位置，思考我們為何這樣生活，與時代之間的聯繫。」
這也是為何她認為，在寫作中「把時代感放進去」是必要的。如她近年來的作品，《文青之死》描繪她同代人的浮世眾生、婚姻與生活；《翻譯者》（後因版權問題銷毀，大部分篇章收入新版《島》）多著墨90年代，重編出版時，她自言「腦中對90年代的關鍵字是『解嚴的未完成』」[2]；《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融合她對日治時代作家的研究；去年新作《白色畫像》的時空則交織落在白色恐怖時期。作品橫跨各年代，而每一本書的寫作時間跨度，也都超過十年。
2019年，《天亮之前的戀愛》文學館演講（右圖，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
《白色畫像》分別描寫三個人物，筆調輕淡而綿長，其或被理解為「白色恐怖文學」，對此她表示：「我不特別否定，但這是因時代的需要去取用作品，非作品為了時代的需要而寫。」然若能夠，她更想稱之為「描寫戒嚴時期下的日常生活」，並以「被治理的民間階層」取代「大時代下的小人物」說法。
學者范銘如曾觀察指出，賴香吟過去的小說不易進入，但這種隔閡感在《白色畫像》消失了，感覺作者與小說人物站到了一起，從「隔」到了「不隔」[3]。賴香吟解釋，早年因感受到解嚴後，社會上洋溢一種重新去敘述本土故事的飽滿情緒，充滿熱情希望，「在我當時緊張的天秤上，覺得感性太強，就會在知性面發作，因此身為小說家看待筆下人物的視角，也偏向懷疑。」
而今，內心的天秤兩端比較和平了，能夠理解當時的社會，是基於長期壓抑後的反彈，也懂得更多人世間普遍的道理了，所以現在，壓抑放鬆了，懷疑也退散。但與其說她為人物畫像，毋寧說角色自有生命力，而她除了史料的研究與取材，更以一種作家感官性的同理，讓他們活著，感受，並呈現時代的情狀。
2022年，以《白色畫像》獲台灣文學金典大獎（右圖，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
《白色畫像》橫掃各大獎項，標誌了賴香吟小說的新高度。但她並未停下腳步，目前著手的寫作，一為《文青之死》某部分的延伸，「想把屬於我這代人的經驗與領悟，透過文學表達出來，並特別專注在女性的成長，尤其是我們的『社會化』與『情感經驗』」。
她觀察道，從前幾年林奕含書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到今年的Metoo運動，關於「女性對情感和自身身體的規範與認識」漸漸浮出成為議題，並呈現了女性在承受和表達上的世代變化。「我們這代所謂的知性女性，遭遇到的往往不是帶著玫瑰色的理想過程，而是充滿險惡與虛偽，但除了少數如李維菁寫得較猛，其實我們不太敘述、甚至自我消解敘述的必要，也沒有結盟的支援系統可言。」
「『我們這代人』聽起來很普通，每一代不都是從青春到老衰？」她說，但現在感覺能寫了，是因為預感到「我這代女性的特質正在消失。而這不是壞事，是好事。」她強調。
與此同時，她開啟的另一書寫領域，則延續《天亮之前的戀愛》對過去時代中人的「同理心」，藉由她生活在德國的切身當下、對每日接觸人事物的觀察，重讀並重新領會這裡與周遭國家的歷史與文化，「我發現，台灣對二戰後中東歐國家的理解非常少，但他們和台灣有許多共通之處，因此我希望能夠用文學的方式把它『接起來』。」
給花讓它盛開的時間
面對提問，賴香吟總是皺著眉頭思索，慢慢答以精準與廣闊。這何嘗不也像她的寫作，盡可能走進那一團時代的迷霧，「霧濃深重，人與人的形影面目，經常遮蔽而模糊」[4]，而寫作者的任務，就是從中抓到個人與時代的共感，並將它提到精妙的敍述層次。那樣艱難的思考，情感的共鳴，與寫作技藝的不斷雕琢，不正是文學本身？
人生來到「後中年」，她更理解寫作是場馬拉松，或借用薩伊德「晚期風格」的概念譬喻，作家需要成長與成熟，就像為植物澆灌水與養分，花終會開，但需要時間。因此，她對台灣寫作環境最殷切期望便是，每個作家的生命史能更拉長，「希望不論讀者、社會或寫作者本身，都能辨認出時間的捉弄，而能突破限制，把寫作的生命、對文學的認識往後拉長與掘深。」
從文學史來看，每一代都有活躍的作家，但她更盼望能長期看到「作家是不死的」，不要停止思考，也不要忘記自己在乎的價值，在這一條路持續走下去，如此才能為後面世代打氣，「就像提一盞燈在前方，後面的人或許不會立即回應，但以後，他們總會看到的，這就是一個國家與文化的河流。」
就像賴香吟的寫作，從來不快，耐心恆長，因為前方總是霧濃深重，「我希望知道後面有什麼，所以我還在路上，我會繼續走。」
[註]
[1] 引自賴香吟X莊瑞琳對談，〈一個半徑很大的零〉，《春山文藝》第二期。台北：春山。2020年9月。
[2] 同上。
[3] 引自林文心，「賴香吟《島》新書分享會：前史與再生」。Openbook閱讀誌。2022年8月17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6705
[4] 引自賴香吟，《白色畫像》後記。台北：印刻。2022年1月。